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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這個畢業典禮很重要，因為這可能是映竹這輩子唯一的一次畢業典禮。」這是民國九十年心路舉辦第一次早期療育中心聯合畢業典禮時，潘映竹爸爸代表畢業生家長接受媒體採訪所說的一段話，這段話道盡所有照顧重度障礙孩子的父母心聲，也撼動所有人的心。 雖然，直到現在映竹還是不會說、不能走，甚至無法自己挪動身體，但潘爸爸從叫她「握緊一點」，看見她指頭在動而知道她聽到爸爸的話了，她也正在努力著，潘爸爸從不放棄，一路走來不僅幫映竹爭取生存的權利，也幫助實務工作者省思自己的服務是否以個案為中心，近年他更投身無障礙倡議工作。 對映竹而言，父母是她生命的推手，而對潘爸爸而言，就如潘媽媽說的：「映竹最大的貢獻就是成為爸爸背後的推手，把爸爸推出去做公益、去關懷社會。」
潘爸爸原是軍人，退役後從事安親班工作，與妻子生下兩名健康的兒女，一切都很順利，兩個孩子分別上國小、國中後，映竹意外的到來，夫妻倆欣然迎接這個新生命，沒想到映竹卻罹患罕見疾病─平腦症，當時在台灣僅有三個案例，醫師告知這種病症最多只能存活三年。潘爸爸決定放棄工作，專心照護映竹，這段夫妻輪流照護的過程非常辛苦，時常進出醫院，潘爸爸說當時根本不知道除了自己帶，孩子還能託付給誰？直到萬芳發展中心招收極重度障礙孩子後，終於可以把映竹交給第三者幫忙。 起初他會跟車到中心，慢慢的只要配合接送即可。有了第三者的協助，潘爸爸沒讓自己鬆懈，他閱讀所有平腦症的專業書籍包括原文書，不懂的就查醫療字典，他渴望獲得更多資訊，也期待專業工作者告訴他該怎麼做，遇到困難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要如何去解決，而不是自怨自艾，「不要設限」他告訴同為障礙者的家長，也告訴專業工作者，要有開放的心胸和態度。 回想起早期台大醫院只有一台咳痰機，在他「說之以理」的爭取下，院方再添購兩台，卻也幫助了更多的病人，證明當初的努力是值得的。
入學齡教育一開始，學校要求映竹應該「在家教育」，潘爸爸知道這意謂著映竹只能待在家裡，不能享有義務教育，他寫信向馬英九市長陳情，促成讓幾位文山區的重度障礙孩子能集中在一個小學上學(教育局考量資源要集中)；上學後，看到老師為映竹規畫的IEP（個別化教育計畫）是「認識自己的名字」，讓他整個傻眼，教育不是應該先滿足生理的需要，再加強互動能力，最後才是學習嗎？ 然而學校的特殊教育還是以讀書、寫字為主，對映竹來說，復健和互動才是最重要的。面對專業的盲點，他會不斷提出實例實證來溝通說服，他常以心路的IEP操作來做宣導，告訴學校、家長，IEP不應該只是老師決定，應該邀請其他專業人士參與，應該要符合孩子個別化的需求而不是老師教學的考量。 他說這些攸關障礙孩子教育的權利，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，需要家長站出來爭取。
潘爸爸因得知國外有一款站立架很適合映竹，為了向學校爭取這項輔具設備，他請心路的賴文婷主任以物理治療師的身份提供專業意見，於是學校花了七萬元購置，而原本站站立架不列入課程規劃，現在也列入了；原本只能在校使用，經過潘爸爸一年的爭取後，也可以在寒暑假期間借回家使用，讓映竹的復健不會因假期而中斷，一方面也是充分利用設備，現在映竹十七歲了，即將參加人生第三個畢業典禮，這證明當初購買站立架的投資是正確的。 他提醒「專業的存在應該是為了需要服務的個體，要專注在他的需求，同理他的感受，給他必要的、有利的支持，這才是專業存在的價值。」 此外，組織可以有平台讓老家長帶新家長，因為對孩子的狀況，新手家長會慌張，需要有人協助了解，「家長和實務工作者不是消費的關係，而是夥伴的關係」，這不是辦辦講座、座談會就可以促成的，機構常花大錢辦這類活動，卻不見得有效，而是需要不斷的溝通，潘爸爸認為家長的成長對組織來說，絕對是助力而不會是阻礙，對於社福團體與家長間越來越多爭議，「總有解決的辦法」潘爸爸鼓勵的說。
曾獲台北市教育局聘任為評鑑委員的潘爸爸，負責了特殊教育、學生參與這兩個部份的學校評鑑，他也和行無礙協會一起倡議要求台鐵無障礙，現在台鐵各站總算動起來，終於往無障礙前進一大步，他很清楚這不是單靠某一個組織、某一個時間點倡議就得以成功，而是歷經多年與眾人的成就。他也和一群夥伴組成「千障聯盟」針對無障礙環境、復康巴士供給不足問題進行倡議，他說聯盟今年的重點工作是放在教育平權、教師助理等議題，以及訪視大專院校的特教學生，了解在校所面臨的教育及生活問題等。 一般身障者常面臨的三個問題：教育、生活和法律，他曾協助處理許多法律問題，例如小胖威利症患者被指控偷竊，很多家長是求助無門，一般警察只是單純做筆錄，他嘗試協助還原現場、了解動機，經過溝通釐清來證實是否為誤解。 潘爸爸看到了台灣很多仍需要改進的問題，但他的眼神沒有絕望、沒有憤怒，只有說理。潘爸爸笑說有人說他是問題人物，然而，台灣何其有幸能有一位懂得看問題的家長，並使用自己的話和專業的話來倡議，他不僅是映竹的推手，也是台灣身心障礙者權利的推手。
